敦林苍佑是否有向记者发过脾气，曾目睹过一次，也可能是极少数的其中一次，或是仅此一次而已。
记得有一次，某西报记者在每周五例常首长记者会上向敦林提问某行医的民政党州议员是否涉及为未婚怀孕的工厂妹堕胎；针对有关报导，林医生澄清绝无此事，该记者却感到不满意，仍喋喋不休地追问，顿使敦林恼火，怒斥对方一番。
尽管如此，对事不对人的敦林并未驱逐该记者，也不曾禁止有关记者所属的报馆继续派员出席其周五例常记者会。
再者，该记者虽然来自被民政党及反对党指为马华“党报”的西报，但敦林不曾指控对方的提问有既定议程，更不会一口咬定有关报馆向他掌舵的槟州政府“宣战”，更遑论存在所谓阴谋论。
即使敦林偶尔对某些报章的某些报导感到不悦，但他不会随意给记者叩帽子，或主观地把某些报纸加标签或定性，或加上莫须有罪名。
敦林可说是以身作则，尊重传媒扮演“第四权”的专业地位。尊重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不试图操控或打压舆论，足以作为政治人物的表率，正面对待传媒对他及槟州政府所作出的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嘉勉。
日理万机的敦林不可能有充份时间阅读所有报章，尤其是他所不“熟悉”的华文报，然而他对华文报的报导却相当了解，相信是通过其两位出身华校的政治秘书梅荣杰（已故）和许子根为他“读报”，从中掌握华社的讯息和诉求。
只有梅、许这两位首长助理在“有报天天读”时，报喜也报忧，准确地、客观地传达华文报的报导和评论内容，敦林才不会对传媒产生误解或猜疑，也不致于误判华社的舆论。
敦林是以他的高尚修养和品德，绝非靠权势而赢得报界的敬仰，有助于彼此建立起互相尊重及互信的和谐关系。
七、八十年代的报人有幸遇到这么一位谦恭、谦和待人的槟首长，不知会否令今时今日的后进同业欣羡，同时引起无限的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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